生产队长

发布日期:2019-05-06    信息来源:  浏览人数:14327

徐士泰

——节选自《故园拾梦》之《故乡人》

生产队长(即村民小组长)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劳动组织的头。他似官非官,似民非民,无位无衔,在庞大的官员队伍中,犹如烟种掉进香筐里数也数不到它。然而,其中优秀者却是“官无品,人一品”。

我介绍的这位生产队长名叫张传厚,是隔壁张桥村人。他家门口紧靠着马路,门前栽种一片枳子树。这树家乡人叫它臭枳子,可能因为它既不结果,也不成材,人们便在它的大名之前冠个“臭”字。过了臭枳子林,你向人一打听准能摸到传厚的家门。

传厚本人像他的名字一样厚实。一来他个头魁梧,典型的黑大个,双手伸出来像两把蒲扇,两只脚长得像两条小船。二来他为人厚道,尊老爱幼,乐于助人,村上的人遇到大事小情,如果找到他准能得到帮助。平日里无论见到谁,他都是笑眯眯的。借用家乡的话来概括他的为人“在南北庄上没有说倒他的”。三来他是庄稼把式,耕锄犁耙、扒河倒垄、畜牧养殖,样样农活都精通。他生性勤谨,头脑活络,能干会算,家里年年吃陈粮、烧陈柴,一家老小无饥柴之虞,早已过上孟子向往的“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”王道乐土的小康生活。

张传厚的生产队长当得很称职,其领导的第六生产队社员,一提起他,不少人就会竖起大拇指,夸奖他们的老队长。

其实,张传厚当队长并没有多少诀窍,就是一天到晚地自己带头干。不像有的生产队长整日里扯着破锣似的噪子催着别人上工,自己却东游西荡地偷懒耍滑。每天早饭后,传厚抽好了一袋烟,就不声不响地扛着农具下地了。有心的社员看到队长走了,就急忙地招呼大家“队长走了,俺们还磨蹭个啥哩!

传厚当生产队长的另一个诀窍就是,他把“你哄地皮,地就哄你的肚皮”的话成天地挂在嘴上。他带头养猪养羊积攒农家肥,把地皮喂得饱饱的。他不太喜欢化肥,因为化肥贵,还轻易买不到。种地的人,为买点化肥去求爹爹拜奶奶,那是件划不来的事。所以他一年到头组织社员沤制农家肥。俗话说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,张传厚领导的小六队常年积肥,舍得往庄稼地里施肥,把地皮喂足了,土地里打出的粮食也把他们肚子喂圆啦。每年的午秋二季,小六队打下的粮食除上交国家的、留足集体的,还能拿出相当多的粮食分配给社员。生产队里拿出分配的粮食越多,其工分值就越高。别的生产队社员活没少干,汗没少流,罪没有少受,累死累活地干,一个劳动日只有四五分钱的价值,好的不过七八分钱,而传厚他们小六队的分值却是一毛多钱。看着家里大囤满、小囤尖的粮食,六队社员心里像吃糖喝蜜那样甜。

真是“家中有粮,脸上有光”。小六队社员一年到头能吃饱饭,已是远近有名的事了。附近村上的姑娘主动托人说媒,不要彩礼,争着到小六队里找婆家。结果,小六队的小伙子没有一个打光棍的。

传厚当生产队长的第三个诀窍是,农民种田不能单打一。他领导生产队的农业生产,也像他经营家庭生活那样精心,更是精打细算。他主张生产队的百把亩土地,不能光种粮食作物,因为公社粮站收购生产队上交的玉米,每斤只给三分钱,这还不够工夫钱哩。但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大政策下,他不能带领社员把粮食拉到黑市上出售,那是犯法的事,不能干。他找来几个能说到一块去的社员合计,大家不能做一辈子的亏本买卖,决定借发展多种经济的名义,拿出一块大田种西瓜。反正粮站不收西瓜,社员拉西瓜到集市上卖,不会犯事。这个办法真灵,当年夏季他们生产队壮大了生产队的集体经济,有钱买化肥、买农机了。

传厚不仅爱动脑筋,还是心里能搁住事的人。随着粮食丰收经济作物增效,小六队集体和社员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生产大队年终评比时,一些生产队长纷纷推荐小六队为先进生产队。可是,传厚对此不动心,两手拨拉着不领这个情,不愿当先进典型。公社召开大会,书记要传厚到会上介绍生产经验,传厚还是只推不揽,说自己嘴头笨,讲不出道道来,谢绝书记的好意。

小六队的会计叫张孝瑞,是传厚的侄子。其时,孝瑞只有20多岁,也是黑脸膛,但不像他叔传厚个头大,长得身单力薄的。他只有小学三四年级的文化,勉强地记个流水账什么的,当会计对他来说,那是难以胜任的事。孝瑞父亲死得早,全靠传厚把他拉扯大。到了谈婚论嫁的时侯,是传厚张罗着给他戴亲(娶媳妇)。刚开始,叔侄俩合作得蛮好,传厚叫他咋干,他就咋干。谁知道,孝瑞年龄大了,心也大了,对生产队的事有了自己的想法,渐渐地产生脱离生产队长领导的想法。传厚对侄子和自己唱对台戏并不在意,问题是孝瑞不光唱对台戏,遇事还拉着一帮不懂事理的毛头孩子裏在一起拆台。凡事都有个是非曲直,孝瑞有些事干得太离谱,传厚就不能让他瞎掰了。

作为生产队会计,孝瑞有个致命的弱点,办事马虎,对公家的事不上心,还见空子就钻的占队里便宜。

那年的初冬,西伯利亚刮来的寒流比起往年来得早、来得猛。地块里的晚山芋还未来及收,就被冷风寒霜打蔫了。传厚带着孝瑞他们在打麦场上的牛屋里商量安排人力、牲畜抢收西湖里那片晚山芋。这时,话匣子里传来了男播音员播出的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文章。在场的人听到以后,似懂非懂地议论着,有人不解地问起传厚,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?传厚风趣地答道,问别的事俺不知道,问起尾巴的事,俺还能估摸得差不离呢。俺们老社员不是整年整年地捋牛尾巴吗?至于资本主义尾巴,你我都没有捋过,更没见到别人割过。这不关俺们的事,还是趁着天好,抓紧把西湖地里的晚山芋收上来。

别看孝瑞当会计不会做账,当农民不懂庄稼行,但他对上头政治形势的揣摸比别的社员强多了、热心多了。生产队按照大队要求订阅的几份报纸由他收管,别人要看报纸要到他那里去找。其他社员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地忙着农活,谁有闲工夫看报纸?因此,队里订的报纸不是被孝瑞用来糊风棚,就是被他老婆拿去剪鞋样子。但自打受到公社干部的表扬,他就把报纸当作宝贝,不让老婆孩子动弹了。

真是寸有所长,尺有所短。孝瑞虽然不是合格的社员,更不是合格的会计,但他具有别的社员所没有的政治敏感。今天听了“要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广播,再联系自己耳熟能详的“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,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”的理论,猛然间醒悟上头要抓什么了。对此,自己要紧跟,要照办。咋跟?咋办?根据这几年开展阶级斗争的有效经验,那就是上挂下联,上头抓什么,下头就要联什么。这眼下上头不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吗,俺们六队就有,他张传厚虽然是我叔,但搞阶级斗争可不能讲叔不叔的。他拿生产队的大田种西瓜,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例子。他张传厚不搞以粮为纲,破坏“农业学大察”运动,我张孝瑞要堵他的路,割他的尾巴。在大是大非面前,不能搞温情主义,就是他张传厚不批评我,不拿掉我的权力,我也要这么干。不然的话,革命理论算我白学了。

孝瑞说到做到,可不像干农活、当会计那样拖泥带水。当天晚上他就找到划片负责大队革委会的王姓委员,报告了自己要割张传厚又粗又长的资本主义尾巴的壮举。王委员是在“大跃进”时期提拔的干部,虽然没有多少工作能力,在社员群众中也没有什么威信,但他可是搞政治斗争的高手。自己虽然是这两个生产队的片长,可是小六队的张传厚对他这个片长缺乏应有的尊重。他听孝瑞这么一说,马上来劲啦,告诉孝瑞,明天一大早,他俩撇开大队直接去找公社高副书记,请他主持公道,不信就割不掉张传厚的资本主义尾巴。

没过几天,小六队的打麦场来了两个公社广播站年轻的业余通讯员。他们一头钻进牛屋,向正在拉呱的男女社员了解张传厚如何带领社员大田种西瓜的事。在场的人听了以后乐了起来,一个个地争着向两位青年人反映张传厚如何领导他们发展农业生产,抓多种经营,使他们有饭吃、有衣穿的事实,希望把事情往上头报报,叫公社和县领导提拔提拔他们的队长。那两个青年人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,张传厚带领社员种西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你们队长腚上长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哩,哪里还有提拔的事。这时,在场的社员惊奇地瞪着眼睛张大了嘴巴,半天接不上话来。他们当中有几个社员在个把月前就在牛屋的广播匣子里听说过“割尾巴”的事,当时大家还和队长嘀咕过,怎么现在割到俺们队长的身上?那不行。转眼又看看两个年轻人,想他们准是无职无权的人,就半真半假地跟他们俩周旋起来。一个说,既然种西瓜的人长了资本主义的尾巴,要割,那么你们上街买瓜的人也得算长了资本主义尾巴,要割大家伙就一块割。他这么一说,把大家都逗乐了。另一个社员也大胆地向他们两个发难,俺们队种瓜的不止队长一个人,要说长资本主义尾巴俺们都长了,就请你们找些人来俺们队,俺们排着队让你挨着个地割吧,在场的社员一齐嗷嗷叫地说俺们和队长一样都有尾巴。其中两个泼辣的妇女边说边解腰带,向两个年轻人走去,笑着对他们说,不信俺就脱掉裤子给你们俩看看。这可把两个年轻人吓坏了,红着脸,边跑边说,我们不看我们不看,身后留下社员们的一片笑声。

这场闹剧过后,社员们认清了孝瑞的人品,纷纷说他讲话干事不凭良心。孝瑞可是从来不讲什么良心不良心的。上头这次来人不仅没有割掉张传厚的资本主义尾巴,反倒被小六队的社员揪住了自己的尾巴,但他并不愿意当半途而废的革命派。当晚他又约着王委员找到高副书记,一五一十地反映两个年轻人到小六队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。高副书记鉴于上次派下去调查的两个年轻人被轰走的教训,要求他们回到村后,立即通知张传厚于明天中午前来公社找他。

第二天,太阳出了一竿子高,张传厚没敢怠慢地找到高副书记办公室,看到他黑着脸,身边还站着两个民兵小分队队员,他轻声问:“恁找俺?”高书记鼻子不是鼻子、脸不是脸地训起他来。但说来说去都是,你张传厚养母猪是资本主义势力,公社要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。你张传厚不光养老母猪,你还用大田种西瓜。现在新账老账一块算,你张传厚的资本主义尾巴已经长得又粗又长啦。限他明天掌灯之前,送来30元罚款,不得有误。否则,公社将派民兵小分队前去执行。到时候,别怪公社不给你面子。

小六队的社员听了公社对他们队长的处罚,是一百个不理解。当然,高副书记这个糊涂官判的糊涂案,还没有等到“文革”结束就被县领导制止了。但对交上去的罚款,张传厚始终没有追回。

真是无独有偶,我曾在电视剧《老农民》里也看到,剧情中有不准养老母猪的事,有的观众以为这个情节是编造的。其实,当年农村确实有一些干部不让农民养母猪,在我的家乡确实发生过如此荒唐的事情。当然,这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极端案例。

(徐士泰,灵璧县游集人,曾任安徽省社科联党委书记)